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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我不敢收的“债”

时间: 2026-08-03 15:43 来源: 保康法院


张晓丽

入职执行局三载,我自认为我早已习惯了在堆积如山的卷宗里,触摸这人世间的寒凉与无奈。系统里那行看似程序化的“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于我而言,早已不再是屏幕上冰冷的结论或终结案件的句点。它更像是一扇窗,透过它,我能清晰看见当事人眼底那抹难以言说的绝望,那是一种希望燃尽后的灰烬,是无数次挣扎后归于沉寂的疲惫。而在处理老刘那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时,这行字却仿佛化作了一根细针,带着尖锐的寒意,扎进我的心头,泛起一阵绵长而细密的疼,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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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是个刚退休不久的老人,本该在家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命运却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他颅脑严重损伤,并继发癫痫。为了保住性命、缓解痛苦,他先后经历了多次开颅手术,最终落下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后遗症。而那位肇事的司机,自己也摔伤,暂无劳动能力,名下除了一身无法清偿的债务,再无半分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这几乎令人窒息的“执行绝境”,看着老刘一家陷入的困境,我内心的无力感与责任感交织翻涌。我无法让判决书上的数字凭空变成现金,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于是,我试着为他推开另一扇或许能透进一丝光亮的窗——申请司法救助。

接下来的日子,我便为这扇“窗”奔波起来。填表、走访、核实、撰写报告、逐级请示报批……我常常踩着清晨第一缕微曦出门,披着深夜寂寥的星光返程,仿佛要用这具体的足迹,去丈量抽象的法律与具体苦难之间的距离,每一步,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期盼。当历经周折,那三万六千多元的司法救助款终于审批落地时,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刘的电话。电话那头,老刘听闻消息后,许久没有说话,一片寂静中,我只能听见他压抑的、低低的啜泣声。那声音像暗流在地下涌动,并不激烈,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它穿过遥远的电波,一下下,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房,让我喉头也阵阵发紧。那一刻,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份来自国家的及时的慰藉。

我原本以为,款项到位,程序走完,这便是我作为一名办案人员,能为身处困境的老刘所做的全部了,心里虽有宽慰,却也夹杂着未能完全执结案件的遗憾。

然而,两日后,一个意外的快递来电,让我的心绪再次掀起波澜。快递员说,我有一个大件快递放在了单位门口。我满心疑惑地下楼,只见一个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足有半人高的白色泡沫箱立在那里。在同事好奇的目光下,我小心翼翼地揭开箱盖,一股凛冽的、仿佛来自深山寒林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赫然是一条冻得梆硬、还带着皮毛的山羊腿,羊腿下面,平整地叠放着一面鲜红的锦旗。那一瞬间,紧张、焦虑、不安蔓延我的全身,我不能收!这是违规的!

随后,有一股无法控制的热流直冲眼眶,我的视线骤然模糊,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五味杂陈。我做的,不过是职责所在,是本分之内的事情,是国家司法制度对困难当事人的托底保障。可在老刘朴素而诚挚的心里,这却成了我私人给予他的巨大帮助。这条羊腿,或许是他从自家圈里挑出的最肥硕的一只,或许是他用攒了许久的钱从集市上换来的,这分明是这位自己尚在困顿中、饱经风霜的老人倾其所有能拿出的、最质朴无华却也最为沉重的谢礼。它本身或许值不了太多钱,但其中蕴含的情义,却重逾千钧,压得我心头沉甸甸的。

我不能收!我深知,这份情谊纯净如山泉,而我身处的环境、我肩负的职责,要求我必须像守护眼睛一样守护这份纯净,绝不能让它沾染上一丝一毫世俗的、功利的尘埃。一旦收下,它便可能变味,不仅玷污了我这身制服所代表的公平与清白,也亵渎了老刘那颗毫无杂质的心。

我立刻回到办公室,拨通了老刘的电话。听筒那端,他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甚至有些讨好的急切,像一只受惊的雀鸟,生怕自己的心意被拒绝。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可能柔和而坚定的语气说道:“刘叔,羊腿我看到了,您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我真真切切、完完全全地感受到了,心里特别暖。可是刘叔,您也知道,我们这身制服穿在身上,代表的就不是个人,就得像那雪山上的积雪一样,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杂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我们都不能沾,这是铁的纪律,也是我们对自己良心的承诺。您送的锦旗,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我特别感激,收下了,会好好珍藏。但这羊腿,我真的不能留,得给您寄回去。”

电话那头,陷入了一阵长久的静默,静得我能听到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声。随后,传来一声悠长的、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叹息,那叹息声空洞而苍凉,像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空荡无物的山谷:“张法官,我明白了,给您添麻烦了。”那声音里的失落与理解交织,让我心头又是一酸。

我没有犹豫,当即喊来快递小哥,仔细地将快递箱按原样封装好,付了运费,嘱托他务必安全送回。

送走快递,我重新坐回案头,手指有些沉重地翻开老刘的卷宗。目光再次落在那张司法救助金三万六千元的收条复印件上。曾几何时,我或许会不自觉地将此类无法通过执行到位的情况,视为一种职业上的“败绩”,一种未能圆满的遗憾。然而此刻,在经历了羊腿与锦旗的风波后,我再凝视这串数字,感受已全然不同。它不再是冰冷抽象的法律文书符号,它仿佛活了过来,化作了一座有温度的桥。这座桥,坚实的一头,牢牢连接着国家法律的威严与理性,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而桥的另一头,则温柔地延伸出去,稳稳担起了人心的温度与期盼,那是司法为民的最终落脚点。这桥,渡人,亦渡心。

这条被我坚决退回的山羊腿,像一记清醒的钟鸣,让我彻悟了许多。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脚下的执行之路,漫长而复杂,充满了现实的无奈与法律的边界。我们或许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让每一份生效判决都立刻“落地生金”,让所有债权都得到百分百的满足。但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在诉讼中赢得公道、却在执行中遭遇困境的百姓,心中那盏对法律、对公正、对国家的信任之灯,因此而熄灭。那盏灯或许微弱,却是社会良知的火种。

最终,我终究是把那裹挟着山间清冽气息的风,还给了孕育它的大山;把那位质朴大叔厚重如山的谢意,小心地折叠起来,化作了未来日子里,对他案件持续关注、对法律职责不懈坚守的无声诺言与长久守候。我深知,老百姓最终信服的,是法律本身那不容置疑的权威与一视同仁的公正,而绝非某个法官因为收了礼才肯转动的私情齿轮。这份基于对法律信仰而产生的、沉甸甸的信任,远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为金贵,它是我职业荣誉的源泉,也是悬在我头顶的明镜与戒尺,值得我用一生的清醒、温柔与敬畏,去小心翼翼地呵护,去毫不动摇地守护。这,便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收、也不能收下那笔“债”的全部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