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庭长”名叫刘祖信，今年六十岁，刚刚离开工作岗位。他在70年代被选调到法院工作，80年代起开始任基层法庭庭长，后调入院机关担任民庭庭长。进入新世纪，年满50周岁的他，从庭长职位上退下来，与我一室办公，仍然坚守在审判“一线”。从他身上，我学习了很多东西，无一不使我受益匪浅，故此我敬称他为“老庭长”！

“老庭长”的调解之道

“老庭长”最擅长给当事人做调解工作，他办的案件也多以调解结案。年轻的同事们都说他运气好，拿到的案子竟都能调解结案。可作为“老庭长”的跟班，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结果无关运气，而是与他坚定的做人原则和务实的工作方法分不开。

“老庭长”说，法官办案子首先要坦诚。只有我们坦诚地对待当事人，当事人才会信任我们，有了信任就有了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即使将信将疑，也会考虑我们的说词，这无疑是有助于调解工作的。当我们坦诚待人久了，当事人便了解我们为人处事的态度，当他们认可了我们的态度，那我们说话就有份量了，也就便于做调解工作。为了达到最佳调解效果，“老庭长”甚至还拿出他珍藏许久的《忍经》，耐心地读给当事人听，给当事人讲里面的故事，讲着做人、做事的道理。即使是再“刁蛮”的当事人，听到他的故事，也都会在瞬间平复情绪，并愿意去反思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对于“老庭长”提出的调解建议当然也都愿意去慎重考虑。

在“老庭长”看来，根据案件的性质，把握好办案节奏，寻找最佳调解时机，也至关重要。他告诉我们，有些案件要快办，有些案件要慢办。比如人身损害案件，当事人受伤了，没有医疗费或是近期无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这种案件就要尽快办，尽可能地调解，让当事人及时拿到钱；若没有调解的基础，就及时判决，尽快给当事人结果，让当事人有希望。有些闹得厉害的离婚案件就可以慢办，毕竟结婚不是一天二天的事，离婚当然也不能三下五除二地了断。法官要查清楚双方当事人是否感情确已破裂，所以难免要“智慧”地拖一拖：因为有些当事人是一时赌气闹离婚，即使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离婚，我们拖一拖，以给当事人充分考虑缓和时间。在这期间，双方当事人可能会经亲友的劝说而和好，也可能经过充分考虑后心平气和地好说好散，这自然好过双方撕破了脸拿个一纸判决来的舒心。

“老庭长”常说，这调解工作的开展就如同厨师做菜，有些菜要大火炒，有些菜要小火炖，有些菜清淡味佳，有些菜麻辣味美，总之，基本方法要明了、要到位。然而通常，食客们是挑剔的，有的爱脆、有的喜烘，有的爱清淡、有的喜麻辣，再好的饭菜上桌，总会有不满意的食客。厨师怎么办？再好的厨师也无法一次性讨好每一位食客，所以他只要按自己的套路尽心、尽力、尽责地做好每一道菜就好。

“老庭长”的送达之术

送达，是民事诉讼必不可少的程序，这看似简单的工作也被“老庭长”做得满是学问。

记得有一次去送达，“老庭长”一路上对我们现身说法。他说这送达，难免是要问路的，而这问路也是有学问的：问错人了，你要么跑冤枉路，要么问不出个所以然。那么，应该找什么人问路呢？当然首选村子里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村子里的人呢？这就要考验送达人的生活经验了：拿着农具在乡间走的人、在地里干活的人、在地头休息的人、在农家住户里的人等等往往都可能是村落里的人。找到了村里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作为求助对象呢？非也！在农村找年长的人或老大妈们问，他们一般热心一些；在城镇找男同志问，他们对地理环境有概念一些。找到人、认准人，然后你的问路就能事半功倍了。

这问过路了，到了当事人家里，找准当事人“老庭长”也有技巧。他告诉我们，已经知道当事人家了，进门就直喊当事人的名字，指名道姓地找人，人家不防备，我们就找着了。否则，我们过于委婉，倒是容易给一些狡诈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甚至被当事人给忽悠了也未可知。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深有感触：在一次送达时，在表明我的来意之后，站在我面前的明明就是当事人，他却说当事人不在家。我对他说我卷宗里有身份证复印件，和他长得很象。他犹豫了一下，说他是当事人的兄弟。我没办法驳斥他，经过一番好说歹说之后，他才“勉为其难”地“代收”了相关文书。“老庭长”的此次言传身教，让我着实受益匪浅，在后来的送达过程中，这种方法也确实屡试不爽。

“老庭长”的情理之论

融法理和真情倾心办理案件，让当事人真正服判息讼，是“老庭长”一直秉持的办案理念。

在一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中，原告因不满被告阻止其从被告耕地上通行诉至法院。“老庭长”接案后，多次到现场进行探察并了解当事人双方心理需求，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了判决。在送达裁判文书时，“老庭长”一方面耐心地解释法院作出判决的法理与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给当事人讲了“三尺巷”的故事，并诵读故事里的诗给当事人听：“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尽管判决书中并没有完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当事人在接到判决书时并未有任何不满情绪，相反，倒是一直对我们客客气气。对此，我表示很是疑惑，就问“老庭长”当事人是何种心理。“老庭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当事人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当事人的态度。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在办案过程中，把人情法理做到位了，就是对当事人最大的敬重，而这份敬重换来的，也终将是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当事人对我们的敬重。

“老庭长”还有着不逾越法律衡平尺度的“人情”观。人们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院是否有“人情”呢？一次，我问“老庭长”，您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是否办过“人情”案呢？他回答：“我的‘人情’就是尽快地把案件处理了，不让当事人长时间地纠缠在官司之中。还有，尊重当事人，耐心地听取他们各方的意见，尽最大的可能协助各方当事人把案件事实弄清楚。在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谁对谁错，各方当事人心里都有把尺子、有本帐，该如何处理，他们比法官更清楚。懂法律的不只我一人，比我钻研得精的比比皆是，我歪了谁不知道？我歪了良心也不安！更何况我们也还有法律管着，枉法裁判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为一件事，毁一生，不划算。不歪，尽快办，让当事人不找法院，也让法院不找当事人，即案结事了，这多好！这就是我的人情”

在“老庭长”眼中，法官其实只是一个职业，一个像医生、教师一样平凡的职业。做这个职业最关键的，就是要按这个职业的要求做事，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本份做人、真诚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这是“老庭长”退休前对我的谆谆教诲，我想也是我今后工作、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