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决战之年”，即将“打扫战场，清理死角”。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抓总的18项改革任务已全部完成，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也已全面推开。

五年来，法院系统在改革方面作出一系列探索：一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反思中推动司法制度的完善；家事审判更注重对危机婚姻的救治；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立，探索跨区划管辖破除地方利益；法院内部改革对自己“动刀子”；作出基本解决执行难承诺，消除执行不作为，让执行长出“利牙铁齿”。

如何让改革成果落地生根？如何直面改革的困难和问题，避免少走弯路？

十九大召开前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最高法五位亲历改革的中国二级大法官，以期为中国法院司改进程留下注解。

本期专访嘉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刘贵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资料图

“要摘掉执行难的帽子”

澎湃新闻：过去几年间，执行难颇受社会关注，全国法院向“执行难”发起攻坚。您对这一问题有何感受？

刘贵祥：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了21个年头，前10多年主要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从2013年6月到2016年8月，担任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2016年8月之后，虽不再兼任执行局局长，但仍然继续协管执行工作。

四年多来，我一直都在与广大执行干警努力攻坚执行难，饱尝执行工作的酸甜苦辣。

记得刚担任执行局长不久，到信访大厅去接访，看到一位上访当事人举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急卖判决”。这是当事人在用这种方式宣示：案件没有得到执行。看到牌子上的这行字，作为执行局长，真是深感自责，无地自容。

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官司打赢了，却得不到执行，不仅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冲击了社会诚信底线。因此，解决执行难，全社会关注，人民群众企盼。摘掉执行难的帽子，是几代执行工作者的梦想和夙愿，更是人民法院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吹响了攻坚执行难的号角。最高法院也向全社会庄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破除影响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让执行长出“利牙铁齿”，三年累计拘留14.7万人次

澎湃新闻：您曾说，执行存在三大难点，近年来，法院为此祭出了哪些“利剑”？

刘贵祥：从长期的执行实践中，我们总结出执行的三大难点。同时，我们也找到了破解“执行难”的三大利器。

难点之一在于查人找物。长期以来，人民法院查人找物靠的是登门临柜，需要执行人员挨家跑银行、跑工商、跑房产管理部门。这种模式，一方面耗时多、效率低；另一方面查找的范围也很有限。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财物流动日益频繁，财产种类及形式日益多样，所需查找的地域范围和财产种类日益广泛，查人找物难的问题就更加凸显。

针对这一难题，最高法院建立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四级法院都能使用的执行网络查控体系。这个查控体系与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商业银行等联网，可以查询14类16项财产信息，基本做到了对全国范围内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近三年来，通过查控体系查到了大量的存款、证券、车辆、船舶、渔船等财产，查人找物效率提高近百倍，查人找物难题初步得到解决。

澎湃新闻：查人找物得到初步解决，“老赖”们会不会因失信成本低想尽办法规避执行？

刘贵祥：执行工作的难点之二就在于当事人规避、抗拒执行。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失信成本较低，导致部分被执行人不讲诚信，通过隐匿、转移财产等手段来规避、逃避执行，甚至暴力抗拒执行。

例如，有的将自己的存款存到他人名下，或将企业资金存到个人账户中；有的跟法院“躲猫猫”、“玩失踪”，隐匿行踪；有的通过“假离婚”、“假诉讼”、“假破产”来逃避债务；有的甚至以暴力、煽动群体事件等手段来阻碍、抗拒执行。

澎湃新闻：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例子？

刘贵祥：我们遇到过一个被执行人，欠债不还还住着高档别墅，法院前往执行时，他让自己80多岁的老母亲在炎炎烈日下堵在门口，不让执行干警进门，最后经过耐心劝说才让进屋。一搜查，仅奢侈品牌的包就搜查出20多个，还有其他贵重物品。这样的案例全国每年都有很多起。

澎湃新闻：这算是比较极端的做法，在制度上，最高法作了哪些设计？

刘贵祥：最高法院首先推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也就是“老赖黑名单”制度。将那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逃避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联合有关部门对其实施信用惩戒。

2016年，中央深改组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涉及50多个部门10大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比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坐飞机、坐高铁，限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限制银行信用，限制招投标、政府采购、政府扶持等等。真正让失信被执行人尝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苦果。

截至2017年9月30日，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861万例，限制842万人次购买飞机票，327万人次购买火车票。截至2017年6月，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84.7万余笔，涉及资金123.97亿余元。据统计，10%以上的失信被执行人因此而自动履行义务，或者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澎湃新闻：让失信人“寸步难行”，法律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强制力量？如何才能让执行真正长出“利牙铁齿”?

刘贵祥：在实践中，虽然对被执行人采取了信用惩戒措施，但还有一些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我们依据民诉法的规定，坚决采取司法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其他强制措施，按照刑法规定，打击拒执罪，让执行长出利牙铁齿。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近三年累计拘留14.7万人次，限制出境2.9万人次，有效震慑了拒不履行义务和抗拒执行的“老赖”。

60%被执行财产需变现，几年来网拍节省佣金百余亿

澎湃新闻：解决查人找物、规避执行之后，在实践中，执行还面临哪些困难和变数？

刘贵祥：难点之三在于财产处置变现。查控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是现金或存款最好办，直接给申请执行人就可以了。但在60%的执行案件中，查控到的财产不是现金或存款，而是土地、房产、股权、证券、机器设备等实物，需要通过司法拍卖将其变为现金后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不过，传统的司法拍卖存在拍卖佣金高、周期长、受众范围小、成交率和溢价率低等问题，还存在围标、串标、职业控场、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等弊端。

针对这一难题，最高法于2016年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确立网拍优先原则，大力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实现了司法拍卖模式的重大变革。

截至2016年底，全国29个省市超过1900家法院，通过淘宝网累计网拍41万次，拍卖标的物近20万件，成交额2600多亿元，标的物成交率90.83%，溢价率75.63%，为当事人节省佣金近80亿元。

从2017年3月1日全国法院网拍工作软件上线以来到10月11日，短短七个月内，全国法院共发布标的物数量11.2万余件，除4万件在公告中以外，已成交约4.6万件，成交额1087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9%，溢价率72%，节省佣金34亿元。

执行案件逐年上升，“执行不能”客观存在

澎湃新闻：在破解执行三大难的同时，全国执行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公众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一社会问题？

刘贵祥：说到执行难，我还特别想介绍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性难题。全国执行案件，2013年是283万件，2014年是314万件，2015年是416万件，2016年是529万件，2017年肯定要突破600万件，全国执行案件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

在这大量执行案件中，我们面对一个客观现实是，有30%到40%左右的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仍然查找不到任何财产。

澎湃新闻：此类执行不能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

刘贵祥：最为典型的有两类：一是侵权性赔偿案件。比如交通事故纠纷，肇事者家里本身就十分困难，往往没有能力支付巨额的赔偿款。再比如一些人身伤害案件，被告人被判刑，家里无财产可赔。我在第一巡回法庭兼任庭长时就碰到过这样一起信访案件。有一天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我正收拾材料准备下班，但我在监控屏上看到，诉讼服务大厅有个老大娘被法警往外劝，但是怎么劝也劝不走。我过去问了问情况，大致情况是她儿子被几个人打死了，老大娘认为判得太轻，而且也没拿到对方20多万的赔偿，就直接到第一巡回法庭越级上访。

面对老大娘无助而又期待的目光，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又有一种深深的自责。第二天，我召集巡回法庭有关法官与三级法院进行视频会商，了解到几个被告人家里都是农村的，几乎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供执行。执行法院已经司法救助了几万块钱，但是与判决数额相差甚远。通过会商，后来几级法院共同采取司法救助措施，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类似的情况在执行中占的比例相当大。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愿性债务，也就是合同之债，企业选择的交易对象在偿债能力方面出现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债台高筑，仅有的厂房、机器设备被抵押，企业濒临破产，而债权人、债务人都不申请破产，使“僵尸企业”在执行中变为僵尸案件。法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采取措施，但无济于事。这类案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法院不堪重负。这些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不可能执行到位，这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是当事人面临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要依靠社会力量，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源头上综合治理。

消除执行不作为、乱作为，“让老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澎湃新闻：除了执行遇到的客观性困难之外，如何消除法院自身可能存在的主观性执行不能的现象？

刘贵祥：我们深知，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必须要解决法院自身存在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刀刃向内，加强多层次全方位监督管理，规范执行行为，坚决彻底消除法院内部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为此，最高法院努力打造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一方面，建立四级法院统一执行办案平台，从执行立案到结案，所有关键节点都要在四级法院平台的监控之下进行，形成一套严密的切实可行的网络化管理体系，真正解决最高法院的各项措施到一些基层法院往往成为强弩之末的问题，使上级法院既能管得了案，又能通过案管得了人。

同时，我们积极推动各级法院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直播抓老赖”活动，自觉将执行权力行使的全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据不完全统计，仅最高法院组织的九场次“基本解决执行难”大型直播活动，围观直播的网友就超过5000万人次，回看人数超过1亿人次。

另一方面，密集出台一系列执行司法解释，出台“十个严禁”规定，开展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治理活动，严查执行违法乱纪行为，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执行难到了应当解决的时候了，在执行攻坚上，百姓离公平正义的实现还有多远？

刘贵祥：自去年最高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以来，各级法院整体推进，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初步实现查人找物模式、财产变现模式、监督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执行实际到位率和到位金额明显提升。2016年真金白银进入申请执行人口袋的达1.45万亿。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执行工作的基本态势正发生重大变化，执行难已经转变为：赖账越来越难，失信成本越来越高，老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老赖债台高筑还花天酒地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