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桌上，一杯清茶，一枚红色印章，就像付存鄂那份执着：自己的，简单不累赘；国法的，赤心向太阳。

  “老百姓没意见了，这事儿才算办好了”

  55岁的付存鄂曾是一名军人，1987年转业到法院，长期在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担任执行长的工作。

  “老百姓没意见了，这事儿才算办好了！”24年里，付存鄂总是这么说、这么做。

  2006年，樊城东风路居民徐桂林8岁的儿子与4个邻居的小孩一同玩耍时，从楼上摔下，不幸身亡，法院判决这4家共赔偿徐桂林11万元。

  孩子是在玩闹中摔死的，却要相关家长赔偿，四邻居不满判决，加上经济上确有困难，收入不稳定，判决生效后，他们一直不肯赔付。得知这一矛盾症结，付存鄂找到徐桂林，劝说他减少一部分赔偿款。他说：“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也很悲痛，况且他们几家经济条件都不好，这样一直耗着，赔偿款拿不到，困难也解决不了。”一番苦口婆心，徐桂林答应减少3万多元赔偿款。

  回头找到4位当事人，付存鄂把法律的规定及判决依据耐心告知他们，劝说4位当事人推己及人，体会徐桂林的丧子之痛。

  2个月后，反复地劝说终于得到了对方四家的理解，他们履行了赔偿义务。“太谢谢你体谅我们的困难，太难得了！”知道付存鄂劝说徐桂林减少赔偿款，一位当事人竟感动得泪流不止。

  “强制拘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化解这起矛盾，才是执行的效果”

  2006年6月初，付存鄂被查出身患鼻咽癌，短暂的治疗后，他就出院了。担心他的身体，又拗不过他，领导只好把他调到审查文书岗位。

  2009年，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刘运波接到一件棘手的案件：被执行人刘某始终不现身，判决无法执行。

  年轻同事遇到困难，付存鄂不顾身体状况，亲自“主刀除顽疾”。找不到人就找单位，找不到单位就查人，查不到人就查账户！申请执行人提供了对方的工作单位，付存鄂当即打114查到刘某单位武汉桥工段的电话，得知刘某消失已久，他们又转战武汉各家银行。奔波了4天，依然没有进展。“找到人也估计他赖账，强制拘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化解这起矛盾，才是执行的效果！”付存鄂和刘运波返回武汉桥工段，冻结刘某的工资，让申请执行人依法得到了赔偿。

  执行，是法院工作的最后一道程序，也是最难的一道。付存鄂从不轻易动用强制拘留手段，在他眼里，解决矛盾，消除怨恨，才是执行工作的目的。

  “这病我不在乎，只要还能工作，我就不会放弃”

  住院的时候，尽管化疗和放疗常常让付存鄂产生呕吐、恶心、便秘等症状，可是，一回到工作岗位，他依然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执行长。

  早上，付存鄂总是提前到办公室准备：烧水、擦桌子、扫地；晚上，锁好门窗、关好灯，他才放心离开。“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办理一件案子，至少要下三份法律文书，樊城区人民法院平均一年1000件执行案件，付存鄂是第一道审查关，每年经他手的3000多份文书，从没被上级打回来过。

  他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翻看自己的《文书式样》，里面记录的，是他工作中碰到的所有特殊和棘手案件的情况、执行策略、过程。现在，这本册子已经是所有同事的“执行宝典”了。“这病我不在乎，况且我心态好，癌细胞不会扩散的啦！”从发现病情那天起，他从来没有悲观过。看着他拼命的样子，同事们都觉得他对自己太狠了。“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工作！”说这话时，付存鄂的眼里充满了坚定。

（本文于2011年7月15日刊发在襄阳晚报第七版）